当然，他对经营业绩的定义，是与股东价值密切相连的。他提倡基于股票市场的、长期的经理人报酬计划。他的观点并没有受到冷落。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对于绝大多数经理人来说，股票期权已经成为奖励性报酬的优先选择方式。

　　对管理者来说，基于股票期权的激励计划真能实现预想效果吗？它们是否刺激了股东价值的大幅增长（即使这一目标不应该成为管理者追求的目标）?历史似乎在说“是”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股票价值在不断攀升。1980-1997年之间，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增长了533%。

　　因此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高层管理者报酬水平的增长也是相当巨大的，例如，针对层管理者“工资袋”的历年追踪，得到的数据如表2-2所示。从表2-2可以看到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管理者的收入开始出现了七位数（七位数通常来说代表了顶峰的局面）。到1981年，八位数的收入变得更普遍，虽然这中间的一些特殊情况与这种高收入有关。

　　例如，布恩?皮肯斯（他出现了两次）实际上是一个恶意收购的“公司掠夺者”，也属于华尔街痞子一伏。同样，联邦快递公司的弗雷德?史密斯(Fred Smith)也是作为一名企业家获得的成功。然而，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，八位数的“工资袋”已经成为一种规范，而不是例外情况。虽然那些身着“灰色西装”的人们可能需要经历更长的几年时间才能够得到这种高分，但是，要感谢这些高收入的先驱者们，他们把终点线挪得更远了些，运动场地也因而更加开阔了。迈克尔?埃斯纳和托尼?奥莱丽分别受雇于迪士尼公司和亨氏集团(Heinz)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首批获益的“管理者”（他们与企业家不同）。当迪士尼公司的股票价格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处于暴涨状态时，埃斯纳实际上已经不止一次独占鳌头。但是，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在高层管理者收入名单最顶端的那些人仅仅是冰山一角。

　　1992年收入排名第十位的管理者得到了2280万美元的收入——这种数目根本成不了人们的谈资，也远远不足以刊登在头版头条。在1992年管理者的收入调查中，《商业周刊》(Business Week)断言说这次调查的730位管理者中有467们一年获得的收入超过100万美元；这次调查中，CEO的平均收入是3842 247美元——比1991的平均收入增长了56%。到1997年，这些数字根本不足挂齿。《纽约时报》（New York Times）对公开上市的500强企业的一半进行了调查。结果显示，1997年CEO的平均收入是870万美元，比1996年增长了37.8%。在被调查的所有CEO中，有整整十分之一拿回家的“工资袋”超过2000万美元。

　　一些人的收入是如此之多，又是如此频繁，以至于他们的收入数额已经变得令人难以想象。例如，时代华纳公司(Time Warner)的史蒂夫?罗斯(Steve Ross)在1973-1989年这一工作期间挣得的全部收入大约是2.75亿美元。郭士纳是一位受聘来“扭转”IBM低迷表现的前管理顾问，在1997年坐收价值810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。而且这还是在他与公司谈判达成能够使他获得另外200万股期权的合同延期之前的事情。

　　通过提高股东价值，每个人获得这么多的金钱有什么问题吗？存在很多的潜在问题：股票市场的运行方式发生了改变，导致高层管理的工作议程受到短期思维方式的极力驱动。股权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近些年来已经发生了改变。在美国，直到1965年，84%的股权还掌握在社会中更为富有的私人投资者手中。而现在，投资机构在全球的主要股票市场上控制了60%以上的股权。尤其在美国，股权所有权的这种变化已经对如何管理公司产生了巨大影响。